关锋晚年居住在北京的一个平静小院，生活规律如同时钟般有序。每天早上八点起床，去公园练气功，回来后阅读庄子和老子的著作，闲暇时看电视，偶尔出门散步。他身着中山装，戴着老干部的帽子，低调地走在家附近，几乎无人会想到他年轻时曾在全国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，并在监狱中度过了十四年。关锋，原名周玉峰，曾用周秀山这个名字，出生于山东省庆云县。20岁时，他为自己取了化名“关锋”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他的职业生涯起步早，19岁便成为山东乐陵县的县委书记，选用的是一手文笔。在与王力、戚本禹相比，他的文字更为生动易懂，充满力量。1956年，因其才华被调至北京，进入一个颇具实力的研究室，深受陈伯达的器重。到了1958年，他加入《红旗》杂志，成为编委，从而迅速攀上舆论的高峰。然而，这样的风光并未持续太久，到了1967年，他便与王力一起被隔离，随即被送入监狱，一待竟是十四年。这十四年，对于一个正值壮年的人而言，几乎相当于失去一个整整的青春。

1982年，关锋终于出狱，62岁时的他已是白发苍苍，心态也变得沉稳。刚出狱的那段时间，他感到迷茫，经过两年的调整，逐渐恢复了过来。组织为他提供了每月的生活补助，逐渐由150元增加至500元，这在八十年代末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收入。尽管《红旗》杂志在1988年停刊，但他加入了新名字的《求是》杂志，并继续留在北京。虽然组织为他在山东德州建设了养老房，他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，最终在北京度过了晚年。

进入九十年代后，他的收入加上稿费达到了每月约四千元，与当时的生活水平相比相当体面。然而，更令人钦佩的并非经济条件，而是他的心态。刚出狱时几乎无人来访，他却安之若素，白天看书，晚上写作，专注于中国哲学史和古代史。尽管经历过人生的巨大波折，他依然能够静下心来阅读，这份定力令人敬佩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开始有老同事莅临探望，阎长贵常常来访，将关锋视为理论的引导者。两人之间的谈话多围绕哲学与往事，但关锋始终淡然，对这些回忆不甚在意。叶永烈曾拜访他，赞叹于他家中书籍的丰富，书桌上总是整齐的文稿，表明了他的严谨与认真。这位在1982年至2005年之间创作的学者，积累了近四百万字的学术成果。他的创作不仅是勤奋，更是对写作的热爱与执念。

2005年6月7日，关锋逝世，享年86岁。回想他的经历，不禁思索，一个人真正能承担的，无关地位和声名，而是在于他心底深处热爱的事物。关锋热爱写作，从年轻到老年从未放弃，所以无论身处何地，无论经历多少沉浮，只要还有写作，他依旧是自己。那间充满书籍的屋子与整洁的稿件，正是他一生的坚实体现。其他的一切终将变为过往，唯有那支笔，陪伴着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